菲莫国际近日宣布加强与法拉利车队的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菲莫国际的尼古丁袋品牌将出现在法拉利F1赛车上。菲莫国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合作反映了双方在创新和吸引成年消费者方面的共同努力。法拉利车队代表表示,他们与菲莫国际的合作关系延续了50多年,这种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在长远考虑的基础上。

无烟青少年运动组织批评称此举使青少年暴露于烟草营销之中。该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尤兰达·C·理查森表示,菲利普莫里斯关于赞助面向成年人的说法“可笑”。F1此前称Z世代(1997年至2012年出生者)“正在塑造现代粉丝文化的节奏”,但理查森引用报告指出,F1现有观众中包括超400万名8至12岁儿童,且赛事正与迪士尼、乐高、风火轮等青少年导向品牌开展合作。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MI)近年来大力推广“无烟”产品如Zyn尼古丁袋,并借助F1赛车进行品牌露出。这既是对传统烟草广告禁令的规避,也是向新型成瘾性产品市场转型的信号。
赛车运动自带速度、风险与高端技术光环,烟草公司正是利用这类体育赛事的“激情”与“魅力”极易吸引年轻人关注的特点,将Zyn标识与法拉利赛车绑定,无形中将产品与“刺激”“成功”“时尚”等意象关联,这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营销。而且正如CTFK报告指出的那样,F1观众中包括数百万8—12岁儿童,且赛事与迪士尼、乐高等青少年品牌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在低龄群体中的影响力。
烟草公司声称赞助“仅面向成年消费者”,但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的赛事画面中,品牌标识无法被年龄屏蔽。这种曝光客观上构成了对青少年的间接营销。
当然。除了赞助F1这类高曝光体育赛事,大烟草公司的“隐形化”与“年轻化”营销策略已渗透到多个更隐蔽、更贴近青年文化的领域。比如:
一、渗透社交媒体与网红营销
案例:电子烟品牌的“网红带货”
以Juul、Puff Bar等电子烟品牌为例,早期通过Instagram、TikTok等平台的网红、博主进行“软推广”,展示时尚生活方式,避免直接广告。烟草公司也通过赞助音乐节、时尚活动,邀请社交媒体影响力人物参与,间接触及年轻受众。
“隐形化”特点:避开品牌官方广告,利用第三方内容规避监管,营造“自然传播”假象。
二、以“科技产品”或“时尚单品”重塑形象
案例:IQOS的“高端科技”定位
菲利普莫里斯将加热不燃烧产品IQOS包装为“创新科技设备”,开设设计感极强的体验店,强调“减害”“清洁”,吸引注重健康与科技的年轻都市人群。
案例:电子烟的“潮流配色”与“联名设计”
部分产品推出亮色系、限量款,甚至与潮牌、艺术家联名,淡化其成瘾属性,强化时尚符号意义。
“年轻化”特点:摆脱传统烟草的“老旧”形象,对标电子产品与潮流消费。
三、通过“文化赞助”与“艺术合作”提升品牌调性
案例:赞助音乐节、艺术展与独立电影


如英美烟草曾赞助伦敦时装周,菲利普莫里斯历史上长期赞助万宝路爵士音乐节。如今更倾向于支持青年文化相关的艺术、音乐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关联品牌与创意、自由等价值观。
“隐形化”特点:以“支持文化发展”之名,避免直接关联烟草,提升品牌在青年群体中的好感度。
四、开发“游戏”与“虚拟世界”营销
案例:电子烟品牌植入手机游戏或电竞活动
部分品牌通过游戏内道具、电竞战队赞助等方式,触及年轻玩家群体。在元宇宙、虚拟社交平台中创建品牌虚拟形象或举办活动,也是新兴的隐形营销渠道。
“隐形化”特点:在虚拟世界中规避现实广告法限制,融入青年数字生活场景。
五、以“社会责任”与“环保议题”进行形象洗白
案例:烟草公司推广“碳中和”产品与环保计划
如日本烟草公司宣传“环保烟蒂”项目,菲利普莫里斯强调“无烟未来”承诺。通过参与环保、公益议题,吸引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年轻一代,转移对其核心产品危害的注意力。
“年轻化”特点:贴合Z世代对环保、社会正义的价值关切,重塑品牌道德形象。
六、利用“零售端创新”近距离接触年轻人
案例:在便利店、潮牌店设立个性化销售终端
新型尼古丁产品常出现在便利店收银台显眼位置,或与糖果、饮料并列陈列;部分品牌还在潮牌集合店开设快闪店,营造“生活方式消费”场景。
“隐形化”特点:通过渠道融合,使尼古丁产品融入日常消费环境,淡化其特殊性。
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在于——
去烟草化:避免直接提及“香烟”,转而强调“科技”“时尚”“环保”“文化”。
场景融合:嵌入青年生活的核心场景——社交媒体、游戏、音乐、时尚消费。
价值观捆绑:关联品牌与年轻人推崇的“创新”“自由”“个性表达”等理念。
规避监管:利用法律滞后性,在监管空白领域进行渗透。
这些策略使得烟草及相关产品的营销更加隐蔽、更难追溯,也使青少年在无形中更早、更频繁地接触成瘾性产品。监管机构与公共卫生组织面临的挑战,已从“禁止传统烟草广告”升级为“识别并阻断系统化的隐性营销网络”。
那么,烟草公司赞助这类赛事,不受控烟政策与广告法的约束吗?
首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虽限制烟草广告,但对体育赞助的规范仍依赖各国立法,执行力度不一。F1作为全球赛事,其赞助行为往往游走于多国法律间隙。其次,F1官方曾强调Z世代观众的重要性,这与其声称“不向青少年营销”存在矛盾。赛事方在接纳赞助时,并未能充分评估其对未成年观众的潜在影响。
法拉利与PMI合作超过50年,说明烟草赞助已成为赛车运动生态的一部分。比赛方对赞助商存在比较严重的品牌依赖。
但无论如何,尽管PMI一再声称其转向“减害产品”,但其核心仍是推销成瘾性物质,这与体育精神中的“健康”理念是相悖的。PMI宣称致力于“无烟未来”,但通过赛车赞助维持品牌曝光,本质上仍在利用体育平台培养下一代消费者,尤其是对新型尼古丁产品尚未建立警惕的群体。
烟草公司赞助赛车运动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公共健康与营销伦理的博弈。在新型尼古丁产品兴起的背景下,如何防止青少年接触成瘾性物质、如何平衡商业赞助与社会责任,仍需全球监管机构、体育行业与公众共同努力。也需要其它国家提高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