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亚太烟草减害倡导者联盟（CAPHRA）严厉批评由维泰战略组织（Vital Strategies）执行、彭博慈善基金会出资的全新戒烟资助项目。联盟表示，这套项目会损害亚太及其他地区9个重点国家在公共卫生政策上的国家主权，并将其定性为慈善殖民主义。

联盟提出核心质疑：依靠境外捐赠搭建的控烟政策框架，会在各国开展充分本土政策研讨前就提前塑造本地监管规则；这套体系刻意排斥烟草减害类替代产品，反而会倒逼烟民流向非法黑市，让可燃卷烟的使用周期进一步拉长。据报道，本次资助项目仅面向9个重点国家开放申请，分别是印度、印尼、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巴西、乌克兰、墨西哥，资金用于落地戒烟服务与世卫MPOWER标准化控烟方案亚太烟草减害倡导者联盟执行协调员南希・卢卡斯呼吁各国政府：全面公开所有境外资金合作的控烟项目，保持本国监管政策独立性；政策评估必须完整参考全部科研证据，包含低风险尼古丁替代产品，不能单一照搬境外捐助方主推的禁令式控烟路线。

法国目前实施了全面禁止尼古丁袋产品的禁令。按照相关规定，在该国非法销售、购买和使用尼古丁袋等行为，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和最高40万欧元（1欧元约合人民币7.88元）的罚款；卷烟、电子烟以及经医疗批准的产品不受新规影响。

马来西亚内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6年6月期间，执法部门累计查获超718公斤涉嫌添加违禁管制物质的非法电子烟产品。经检测，这批货品检出多种违禁成分，包含合成毒品、四氢大麻酚（THC）、迷幻蘑菇提取物以及其他各类精神活性化合物。内政部表示，不法分子主要依托社交媒体、电商平台、快递物流渠道，面向青少年、学生群体兜售这类掺毒电子烟。官方同步公布整治计划：强化情报搜集、网络线上巡查，升级法医实验室检测能力，全方位摸排、斩断整条非法产销链条。

7月份，荷兰执法部门查获27.7万支非法调味电子烟与15万包尼古丁袋，这是该国针对非法尼古丁制品开展的规模最大专项查处行动之一。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NVWA）表示，海关人员在鹿特丹一家货运公司仓库开展例行检查时，查获这批调味电子烟；尼古丁袋则分别在鹿特丹与乌得勒支两处仓储点被发现。执法人员认定，这批货物计划流入荷兰黑市。所有查获货品已全部销毁，销毁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仓库运营方承担。

土耳其卫生部宣布，将面向100万名民众免费提供戒烟药物，民众无需持有医保即可申领，以此扩大控烟力度、降低吸烟率。相关药品将通过全国各烟草依赖诊疗与咨询中心统一发放。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正筹备立法，计划将海滩、游乐场等户外公共区域纳入禁烟范围，进一步拓宽禁烟场景。本次免费赠药举措是该国大规模控烟行动的一环，旨在减少烟草消费，降低烟草产品曝光度。

菲莫国际在菲律宾市场扩充尼古丁袋产品品类。其中包括ZYN品牌尼古丁含量1.5毫克、3毫克、6毫克等规格的产品。此次产品更新完善了该品牌在当地的布局。该公司表示，尼古丁含量1.5毫克的产品主要面向初次接触尼古丁袋的成年尼古丁消费人群，高浓度规格的产品主要面向资深消费者。ZYN品牌在菲律宾销售的产品还包括清凉、意式咖啡等多款风味。

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PMI）口服产品总裁尼克·里基茨表示，明确的监管对于尼古丁袋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保护至关重要。他在接受《Logos Press》采访时指出：“没有规则，市场就会转向非法领域。”里基茨主张，尼古丁袋不应被禁止，而应纳入监管体系，并配套明确的产品标准、尼古丁含量限制、口味规则、年龄验证及营销限制。他认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监管模式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结构化国家框架，比全面禁令更为有效。他以德国和比利时为例指出，禁令可能将需求推向非法渠道，从而削弱质量控制和年龄验证的执行。他将瑞典视为标杆，该国长期提供无烟替代品并辅以支持性税收政策，同时吸烟率极低。他还表示，PMI将尼古丁袋视为其更广泛无烟产品组合的一部分，并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监督下，产品在全球市场的供应量不断增加。

7月份，《东方烟草报》发布了《2025年世界烟草发展报告》，报告说，2025年，全球烟草市场销售额6770.8亿美元（报告中所有统计数据均不含中国大陆），同比增长3.8%，主要由价格提升与品类结构升级支撑。从更长周期看，2010～2025年，烟草市场销售额累计增长27.0%，年均复合增长率约1.6%，其间虽有部分年份受汇率或市场波动影响出现短期回调，但整体仍保持稳健的上升通道，在卷烟销量持续收缩的背景下，体现出极强的价格韧性。品类方面，传统卷烟仍为市场基本盘，销售额占比77.8%；新型烟草制品销售额合计占比11.7%，其中尼古丁袋以31.4%的增速成为增长最快的品类，加热卷烟稳步扩张，电子烟进入监管趋严下的整合期。监管政策方面，传统卷烟监管持续强化，电子烟与尼古丁袋成为监管新焦点；税收、准入与执法等监管工具并举；美国、欧盟监管环境动态演进更趋复杂。

整体来看，国际控烟格局呈现出日益明显的“路径分化”与“治理博弈”特征。一方面，传统禁令型措施仍在加码：法国以最高五年监禁和40万欧元罚款严控尼古丁袋，荷兰大规模查处非法调味电子烟，马来西亚严厉打击掺毒电子烟产业链，土耳其则通过免费戒烟药物和扩展户外禁烟区双管齐下。这些举措反映了各国对尼古丁产品泛滥的警惕，尤其是对青少年接触风险的零容忍态度。另一方面，亚太烟草减害倡导者联盟对彭博资助项目的尖锐批评，将“控烟政策的主导权”问题推至台前：“慈善殖民主义”的提法虽显激烈，却直指核心困境——当境外资金与本土公共卫生政策深度绑定，是否会导致各国在缺乏充分本土研讨的情况下被动接受一套排斥烟草减害产品的“标准化”框架？这种路径可能无意中延长可燃卷烟的使用周期，并将消费者推向监管缺失的黑市。与此同时，菲莫国际等烟草巨头正积极推动尼古丁袋纳入“监管而非禁令”的框架，主张借鉴瑞典的低吸烟率经验，以明确标准、年龄验证和营销限制替代全面禁止。这一立场虽有其商业动机，但也客观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减害”与“禁绝”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务实路径？2025年全球烟草市场销售额达6770.8亿美元、尼古丁袋以31.4%的增速领跑所有品类，说明新型尼古丁产品已不是边缘现象，而成为监管者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变量。国际经验表明，成功的控烟治理不再仅仅是公共卫生部门的单项任务，而是涉及贸易、司法、海关、教育乃至外交主权的综合性治理工程。